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让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银行业发展的鲜明特征，科技变革所带来的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行为模式的转变，正日渐成为超越经济周期、改革市场化因素、监管政策性因素，可能根本上改变和颠覆银行业商业模式的重要因子。
数字化转型是银行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
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政策层面，国务院、银保监会先后发布多项规划和指导意见，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力争到2025年实现金融科技整体水平与核心竞争力跨越式提升；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技术层面，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为业务创新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持，体现了强大的价值创造能力。政策导向和技术突破为我行推动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引领和支持，但同时也对我行顺应新经济、新金融、新科技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对市场差异化竞争的需要。大行“掐尖现象”和“挤出效应”明显，国有大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依托资金、人才、技术优势，在数字化转型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普惠金融政策引导下，其依托数字化转型的加快与完善进一步下沉市场，对中小银行小微民营等传统目标客户群体稳定性形成影响。跨界竞争加剧，金融脱媒趋势愈加显著，非银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也纷纷渗透到金融领域，其凭借海量的数据资源、便捷的服务体验赢得竞争优势。因此，我行亟需大力发展数字化转型，找到符合自身客群特点、发展基因的差异化竞争模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适应客户需求的需要。随着国家科技兴国战略的实施，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强势引领产业变革，产业结构变动带来服务客群的调整和客户需求的迭代升级；叠加新冠疫情常态化影响，加速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节奏，客户的业务习惯逐渐从线下转为线下与线上相结合，对我行建设线上线下无感融合的智慧金融生态体系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风险成本方面，受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影响，外部环境复杂性不断增加，我行作为地方性农商行，以相对脆弱的小微企业为主要目标客群，信贷资产质量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亟需通过数字化工具提升风险识别、管控、处置全流程工作水平。运营成本方面，当前我行经营管理模式仍较为传统，人工简单重复性操作较多，亟需利用技术手段实施成本精细化管理，以建设节约型银行为方向，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器换人、人工智能替代手工重复性操作，降低经营成本，全面提升管理效能。
数字化转型的部署与规划
我行紧跟杭州“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建设热潮，围绕“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目标，基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强大的科技支撑，全面提升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通过对经营管理各环节的数字化应用，逐步推动全流程数字化转型：
客户数字化。加强各渠道获取的客户“软信息”的数字化落地与整合工作，持续探索数据内涵，挖掘数据潜在价值，丰富客户行为集市和客户标签池，汇集碎片信息，优化数字化标准，将客户的潜在需求、兴趣爱好、满意度评价等主观信息也纳入数字化标准。通过多渠道、多维度信息整合，完善客户画像，逐步实现客户信息全面数字化。
服务数字化。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应用数字化手段持续优化客户服务体验，提升客户服务的智能化和个性化水平。通过对营销客群、营销活动、营销过程和营销效果等各环节的数字化应用，逐步实现营销服务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加强大数据建模和主题分析，精准识别客群，通过线下活动线上数字化实现客户数字化的串联，累积营销数据，并将营销任务分派和过程管理也逐步线上走，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营销服务的进度跟踪、问题分析和考核指导。
风控数字化。近年来，我行不断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在风控领域的应用，借助大数据搭建智能风控体系，提高对风险客户预测的准确率和覆盖面，促进风控平台、预警体系、反欺诈体系升级，实现从被动风险管理向主动精准预警、从事后评估向事前识别的转变，做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见效。
管理数字化。基于现有技术平台建设成果，加强各种管理工具数字化运用，通过“数据跑”代替“人跑”，提升效率，为管理赋能、为基层减负。近年来我行通过OA移动平台、客户经理中心、管理驾驶舱、管理辅助和CRM等系统的应用和推广，为经营决策与业务管理提供及时、准确的数字化服务，提升管理决策的工作效率。
近年来，我行对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科技投入、科技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从具体数据来看，我行科技投入从2019年的1800多万元增长到2021年的4300多万元，增幅138.9%；科技人员数量从2019年的81人增长至186人，增幅129.6%。但与先进同业或金融科技企业相比，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仍存在明显差距。
未来，我行将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目标，以“移动化+平台化”为抓手，推进数字化文化建设、数据资产价值提炼、加大IT资源投入升级，实现科技支撑向科技赋能转变，全面提升全行数字化建设应用能力。
第一，推进数字化组织机制建设。
增强全员数字化理念认识。只有思想上的“到位”才会有行动上的“突围”。坚持以训带学、以赛促学，提升数据思维能力，持续增强全员数字化理念；自上而下构建全行数字文化体系，通过建立数据驱动创新社区、定期总结推广最佳数据实践、培训引导数据知识、宣传数据文化活动，营造全行数字化文化氛围。
加快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数字化建设“人”是关键。持续引进新技术领域紧缺人才，补充人才短板，加快“懂技术、懂业务”复合型人才培养，持续建设数字化科技人才和数字化应用人才队伍。优化数字化人才激励机制，激发数字化人才的创新创业热情。
建立完善金融科技创新机制。加强人工智能、云计算、5G和区块链等领域的创新孵化和应用实践。通过组织架构优化、人才队伍搭建、工作模式转型等手段，逐步建立金融科技创新团队。通过技术引入、外部合作、联合实验室等方式，加速提升我行金融科技运用能力，赋能数字化应用创新发展。
第二，推进数据资产价值提炼。
加强数据治理夯实数据基础，厘清数据资产。数据作为银行核心资产的理念已被广泛认可。依据监管标准和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要求，完善构建数据标准化体系，提升数据可用性；坚持源头治理，利用自动化监测手段，提升数据录入质量；建立数据资产管理平台，构建数据指标体系，统一指标口径，支持数据资源高效应用。
引入智能技术提升数据分析能力，提炼数据价值。构建客户精准画像、知识图谱、智能感知等服务功能，以数据驱动业务流程，为业务营销、风险管控、经营管理等提供数据支撑；应用深度学习、自动聚类、数据挖掘等技术，提升数据挖掘与建模能力，持续挖掘数据资产的内在价值，实现数据的价值变现。
第三，推进IT资源投入升级。
持续优化现有系统平台。全面参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数字化项目建设，引进我行数字化转型紧缺技术，优化我行数据架构体系，提升分布式、云计算等基础能力，强化大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提高数据应用效能；优化完善新一代数字门户，搭建集协同办公、决策分析、营销管理、考核管理等于一体，移动端与PC端双驱动的数字化、智能化统一门户。
推进IT架构转型升级。运用“中台”理念，打造数据、应用、能力三大基础平台，实现产品服务灵活、快捷、安全地对外输出，助力应用场景创新，打造嵌入式场景金融服务。推进数据平台建设，提供全面、及时、快捷的数据服务；推进应用平台建设，提供一致、共享、高效的业务能力；推进能力平台建设，提供先进、可靠、安全的技术能力。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和成效
在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系统建设的基础上，我行加快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上的布局，积极运用于客户服务、业务营销、风险管理、决策制定等多个方面，推进经营管理各方面的转型提升，取得了一些成效。
第一，营销端实现智慧触达。
加快数字化产品服务创新，以互联网化、数据化、场景化为方向，提升线上渠道的价值创造力，持续打通内外部数据资源，加强银政企多方合作，构建大数据模型，研发数驱产品并推广应用。如我行借助信息处理、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引入公积金、房产、社保、税务、退役军人、高校毕业人才、志愿者等数据，推出“市民贷”“先锋贷”“人才贷”“志愿贷”等授信模型，推动小额消费信贷全客群覆盖，截至2021年末信用类数字贷款产品规模178.87亿元，信用类数字贷款占比达到79%；基于新版企业网银推出纯线上化信贷产品“小微易贷”，与“杭州e融”平台合作推出“小微e贷”，实现纯线上、纯信用小额放款；联通政采云平台，搭建“政府信用+互联网采购+银行融资”的贷款场景，研发“流水贷”和“合同贷”，满足采购供应商融资需求。
加快数字化获客场景拓展，围绕市民衣食住行娱等领域需求，介入社保、医疗、教育、交通、菜场等民生服务场景，实施智慧医疗、智慧菜场、智慧商户等项目，丰富场景式金融服务渠道。如2021年我行积极融入基层社区治理，成功落地杭州镇街层面首笔“民生直达”业务，打造首家银色家园双菱社区服务点，挂牌43个“联合邻里·银色家园”阵地，更好发挥金融助力智慧民生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作用；在手机银行端搭建美好生活模块，建设集移动支付、消费优惠、增值服务于一体的生态服务体系，上线美好商城，满足用户多样化的消费和服务需求；以POS机、一码通为抓手，深入推进商户支付场景建设，完成172家智慧菜场改造，落实“公交云”合作融入出行场景，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金融新生态。
加快数字化营销体系建设，运用大数据分析，深入挖掘客户行为、洞察客户需求、完善客户画像，实现高效、精准、智慧的客户触达。如我行建立大数据金融实验室，加大数据建模力度，深化大数据分析在闭环营销中的运用，提升数据挖掘应用能力；充分应用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及我行自建系统，打通前端应用、交互渠道和后端系统数据，运用智能外呼、数字员工等人工智能技术，建立面向全客群的线上线下协同机制，不断构建提升营销中台能力。
第二，风险端实现数智风控。
建设完善风险数据集市，整合现有系统数据资源，不断完善丰富运营商、政府、公共信息等合规数据渠道，建立完整高效的风险数据治理架构。如我行开发上线了风险信息查询系统，通过采购外部数据实现客户数据的一键查询及校验、风险信号自动推送等，进一步增强了行内外数据的挖掘和应用能力，目前已接入全国工商、诉讼、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限高名单等公开类数据，整合客户基础类数据和资信类数据。
建立大数据风控体系，加快传统风控向大数据风控转变，通过数据、模型和应用三方面的金融科技手段，建立覆盖贷前、贷中、贷后各环节的风控体系。近年来我行开发了包括客户电子授权、电子面签、电子合同签署、放款电子意愿核实、受托支付自动化改造等多个系统功能，并把这些功能融入到了线下客户经理的日常办贷流程中，客户经理通过微信二维码等形式指导客户办理，让客户足不出户即能体验优质金融信贷服务，大大提升了客户体验。
加强大数据风控应用，运用大数据等人工智能技术，将风险管控贯穿到整个信贷、投资运作的全过程，重点加强在反欺诈、贷前准入、信用评估、额度测算、贷后预警和智慧审计等环节的运用，不断优化风控模型，加快模型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模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如在客户准入、意愿核实等环节加载OCR识别、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有效实现对客户的信息核对和意愿确认，减少业务办理过程中操作风险和员工道德风险的滋生，进一步提升了风险管控能力。
第三，管理端实现效率提升。
推进业务运营效率提升，运用科技手段实现业务流程重构，推进个人小额贷款标准化，加快信用卡业务线上自动化审批，建立商户进件、审批、预警一体化数字收单平台等，全面提升业务运营效率。应用数字员工等技术，将传统手工台账、手工报表、纸质审核等事项逐步系统化，实现数据跑代替人跑，加速推进业务数据化、数据自动化、流程线上化，实现系统建设赋能内部管理。
推进管理决策效率提升，运用数字化工具、行内外数据为各层级业务及管理人员提供市场一线的决策支持。如在客户分层、精准营销、价值提升等方面提供全面精准分析，在存贷款、支付结算等产品综合定价方面提供决策依据。加快构建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体系，推动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模型决策转型。如优化驾驶舱、管理辅助等系统，针对重点场景研发数据大屏，通过数据的横向对比、纵向分析，研判市场走势，助力精准决策。
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的现实困难和制约
总体来看，我行数字化转型理念不够深入、成效不够明显，数据基础较差、治理能力较弱，科技为业务营销、风险控制、管理决策等赋能的作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顶层设计有待提高。制定清晰且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战略目标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我行虽然早已开始了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但较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整体进度较慢，虽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分别制定了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但缺乏清晰可行的执行路线图，在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实施方案等方面仍未有有效抓手。
思想认识有待统一。在数字化转型推动过程中，我行员工虽普遍认同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但仍对转型升级认知不足。一方面存在认识不一、行动不一，部分员工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总部业务条线的工作，与己无关；另一方面存在思维误区，简单地把系统升级、线下业务线上化、机器换人等当作是数字化转型，引入新技术、新数据后缺乏配套管理理念、管理手段支持，对系统的推广、迭代和后评估不足，导致转型不够扎实。
数据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虽然我行在经营过程中积累了海量数据，但数据治理体系不健全，数据分散在各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中，整合不足，存在数据孤岛现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运用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复合型人才建设有待强化。数字化转型需要金融、数据与科技类复合型人才，人才“引不来、留不住”是数字化转型最大的掣肘。当前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加大金融科技人才投入力度，抢夺优质金融科技人才，而我行与大行相比规模、品牌等都不够有吸引力，内部人才培养不足，导致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不足，影响了我行数字化发展。
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深层次、全方位的变革，将重构农商行传统的思维模式、经营模式、风控模式，其实质是人的转型，本质是依托数字化手段，围绕“客户”这一中心，从“业务需求”出发，最终回归到解决“业务问题”的过程。
数字化转型应聚焦坚守初心，回归本源。农商行相较于其他大行，在运用金融科技方面有着明显的劣势。农商行作为金融支持“三农”、小微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发展数字化转型必须坚守初心、回归本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立足于解决“三农”、小微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堵点和痛点，以体验提升、流程优化、成本压降为手段，让普惠、便捷、精细的金融服务覆盖到更多客群，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数字化转型应加强顶层设计、战略传导。组织决定战略，战略保障落实。农商行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客户需求和发展需要，从全局和未来业务发展的角度，覆盖业务、运营、中后台等不同条线，围绕组织架构、文化理念、技术架构、运营管理、风险防范、数据治理、平台建设等方面，制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绘制时间表和作战图。同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结合市场变化、技术革新及自身发展需要，不断调整规划与作战图，确保战略规划能够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落实到位。
数字化转型应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农商行应加强数据治理，建立成熟的数据治理架构，完善数据治理体系，加强数据收集、整理、分析、运用能力；坚持所有数据系统化，利用科技手段规范手工数据采集，实现数据的标准化、集中化，打破数据孤岛；拓宽数据获取渠道，合法合规引入多元外部数据，整合内外部数据，形成客观真实的客户全视图数据池；将数据安全纳入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加强制度建设，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数字化转型应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对外，农商行应注重品牌建设，持续加大新技术领域紧缺人才的引进力度，补充人才短板。对内，应优化数字化人才激励机制，培育管理人员数字领导力，培养“懂技术、懂业务”复合型人才，提升全行员工基本数字化素养，持续建设数字化科技人才和数字化应用人才队伍，激发数字化人才的创新创业热情。
农商银行业发展数字化转型将大有可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农商银行尤其是江浙发达地区的农商银行将逐渐呈现出“城商化”的特点。数字化转型在助力农商银行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将加速农商行经营城市客群的能力。“线上+线下”“温度+速度”是未来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的大方向。
未来银行业或将呈现以下特点
未来，银行业外部发展环境将继续表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同业竞争、异业合作、大数据发展等对行业发展格局将带来更多影响。数字化转型在科技引领的战略之下，全面赋能产品创新、客户服务、业务运营和风险控制等经营管理各个领域，成为决定银行业发展格局的关键。
数字化转型与推动普惠金融深度融合。从宏观环境看，经济转型升级和新业态的出现，要求银行改变传统的业务思维、业务模式和服务工具，只有聚焦研究、完善服务才能跟上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同时政策导向和监管要求推动金融机构持续回归本源，聚焦服务本土、深耕客户；从银行自身来看，也只有通过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把服务细节和服务体验做到极致，才能够打造“百年老店”。
数字化转型与产业数字金融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与零售领域的融合程度已相对较高，金融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打造数字化的产业金融服务平台，围绕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和重要产业链，加强场景聚合、生态对接，推进企业客户业务线上化。基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双循环”的大背景，全面融入数字变革浪潮，贯彻“新制造业计划”、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等政策，未来商业银行将加大对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重点发展制造业、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领域业务，打造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金融产业互联网。
数字化转型与强化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创新永远是银行持续发展的驱动力，而在科技金融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银行创新发展前景。近年来，互联网公司快速发展，依托客户资源，融入金融业务，已经初步形成了主业与金融业务的闭环，能够较好地刻画客户的信用和消费能力，并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快速迭代的产品服务；而商业银行则通过着力布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和金融的深度融合转变发展方式。但总体来说，传统商业银行已成型的运营模式和风险管理体系下，如何嫁接新的技术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仍有较大难度，这将成为银行机构未来的决胜关键。
数字化转型与打造开放银行深度融合。开放银行的本质是数据开放与共享，打破银行固有的边界，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建设银行商业生态系统，开放银行将成为未来银行发展新的战略高地。目前，“开放”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开放”趋势已经形成，《开放银行发展研究报告（2019）》显示，已有65%的商业银行建立了开放银行平台，与合作伙伴深入开展跨界合作，通过嵌入生态合作场景，逐步探索以用户为中心，开放与共享打造银行生态圈。尽管开放银行尚处在发展初期，还需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但植入平台金融思维，从客户视角入手，建立“小前台、大中台”的敏捷架构体系，无缝与生态场景融合，将是未来赢得胜利的重要举措。
作者：张海林（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网络编辑：guest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