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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标记当前的经济形势，最为直观而强烈的感受就是“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是真的不一样。全球经济从未如此复杂，内因、外因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从未如此超预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人类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铺陈，不确定性是主线，确定性是间奏，变化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元叙事”，并带来多元化、超大数量的可能性和动态演化的结果组合。

 

      复杂性之一，科技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重塑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进程，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要素成为生产力提升的重中之重，并且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精确性要求前所未有。如果将量度工业经济的标尺类比为黄金成色，“9999”几乎是精度的最高级，且两个“9”还在小数点后；那数字经济的标尺则相当于半导体硅片的最低门槛，精度至少要达到小数点后11个“9”，二者之间精度的差异显然不是数量差，而是维度差。突破性技术簇群的爆发式涌现极大稀释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传统工业基因甚至后工业化特征，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即便不是对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全然质变，也是量变与质变兼而有之且质的变异在趋于显著，经济已进入了全新范式。

 

      复杂性之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双百年”的历史纵深叠加现实宽度作用于经济的方向和力度难以准确计算且几乎无法前瞻预测，加之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以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经济运行简单计算至少是近20（2×3×3=18）倍的乘数效应影响，而实际中再加上其他关联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最终形成的是矩阵式、组群式、多维、交互的复杂系统。这种经济运行超出矩阵式的复杂变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经济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存在。

 

      复杂性之三，经济问题的动因并非经济，甚至经济现象的表征之下也不是经济。“没有什么事是纯粹经济的，其他维度永远存在，且往往更为重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没有纯粹的、独立的经济问题，也没有纯粹的、独立的政治事件。瑞典学派的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就阐述过政治价值判断对经济分析的作用，并坚信“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特别是当前形势下，全球减贫、能源和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等长变量之外，美国对中国的脱钩断链、病毒变异中的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欧洲政治右转、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等中短变量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形格势禁，能源和粮食危机助推高通胀和经济衰退风险，经济问题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生态等领域问题融合并相互作用，使得经济问题事实上成为多重问题系统和多维矛盾系统的显性表达。

 

      复杂性之四，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力的全新诠释，印证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似乎与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无法直接对应，但科技对劳动和生产力三要素的重构是突破性的，影响是非线性和全周期的。今日之劳动已非昔日之劳动，其方式由物理到虚拟，其驱动因素由人“手”到人“脑”。科技更多反映劳动者的智力维度、而非体力维度。人是科技的创造者和实践者，科技对生产力的作用贯穿人自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作用机制也增加了虚拟维度，如元宇宙。

 

      是故，横向的事件扰动叠加纵向的时序更迭，造成经济复杂性呈几何级数上升。基于数据和事件进行系统性辨析，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重要的趋势性变化：

 

      变化之一，科技衍进的定律被实践进一步调校，并与经典理论实现交互作用下的再抽象和再升华。严格意义的摩尔定律（集成电路板上的晶体管密度约每隔两年翻一番）在2016年4月随着Intel不能量产10nm似乎接近终结篇，尽管芯片制造商试图跟上摩尔定律的步伐，但传统摩尔定律加倍效应的减弱已成不争事实。但通过大规模算力、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如Apple公司A9到A14纳米仿生系统级芯片（SoC，System on Chip）开发进程，反映出规律性认识的“摩尔定律”实际上依然成立，并出现一定意义上的加速度。以“数据+算力+算法”为底座的数字经济，对经典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实现先证明再超越，证明的部分是基于原有假设和单一范畴，超越的部分是范式变迁和多范畴跨界交叉，摩尔定律边际效用的维度内递减和跨维度增进的并行不悖是典型例证。学科边界一旦被突破，颠覆性成果的出现概率就会增大，摩尔定律的适用范围发生了变化，但其倍速增长的结论依然成立。比如，Alfa fold已解析出约100万个物种超过2亿种蛋白质结构，人工智能对生物学家特定工作的全方位取代重新定义相关分工，其对生物学边界的拓展和生物学家工作的“不破不立”使专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人类探索未知的动力也越来越足，能力也越来越强。

 

      变化之二，数字经济对GDP增速有所下拉，基于量的经济增长自然减速有其内在必然性。一方面，工业经济的边际收益已然显著减弱，基于工业经济的技术体系和发展逻辑几乎被用到极至，即便有进一步开发的可能性，投入产出分析也不支持全球经济继续在“旧世界”里打转转。另一方面，新经济语境下生产消费不再是流程的两端，而是在诸多新模式下相互重叠，互联互通、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去中介化，都在生产消费的链条变短和效率提升上发挥巨大作用。生产要素更快速度、更有效率的链接，以及生产消费不必要环节的减少甚至去除，使GDP增长的程序节点变少，对传统意义的增速有一定的下拉作用。因此，在新的支柱产业产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化之前，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有自然减速的内在必然性。从日、韩和部分欧洲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人均绝对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经济增速会台阶式下降。以韩国为例，在以年均8%的增长率推动人均GDP达到1995年的11850美元峰值后，韩国在其后的12年间GDP增长率大幅降至4.6%，而其经济的技术指标仍在进步。发达经济体在经济领域取得的进步和形成的经验被后来者迅速学习，而后来者陡峭的学习曲线在新技术的产业化、规模化和社会性上更充分体现出维度差和效用差的“后发优势”，“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双螺旋上升，实现了以更快速度、更广范围、更大深度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单纯的GDP增速不再是唯一目标。

 

      变化之三，产业政策走向台前，政府“看得见的手”频繁动作。发端于工业社会初期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是一国为改变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市场配置而实施的干预政策。比如，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就提出过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旨在坚持限制工业品进口而积极扶持本土制造业发展，为美国工业体系全球领先做了扎实的准备。在日本，针对特定产业的纵向结构性政策和提供发展环境的横向功能性政策构成其产业政策的主体，被认为是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国际上有一种声音，中国是频繁运用和积极实践产业政策的典型。事实上，发达经济体作为产业政策的“鼻祖”，在运用上轻车熟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是进一步常态化。比如，欧盟8000亿欧元的新冠复苏基金（COVID-19 recovery funds），帮助欧盟成员国应对疫情冲击；美国《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 IRA），包含一项在十年间以补贴或税收减免方式提供的总值3700亿美元的气候支出，并对国产化做出了苛刻的限制，字面上是强化能源安全，实质是强制使战略性产业回流和全面在岸化；《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则着眼确保美国在半导体产业链、未来能源、生物科技及新兴关键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些政策经济和政治目的兼而有之，最典型的如“靶向”中国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NDAA）。但在全球共同危机已不可能仅赖于一国力量解决的情况下，依靠“断链”、脱钩以保障所谓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伪命题，大国合作和全球协调才是正解。

 

      变化之四，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但本轮通胀本质上并非货币问题。“通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Milton Friedman: 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但这一次，通胀本身似乎远非货币现象能够解释。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经济数据背后的驱动因素不仅是经济活动本身，还包括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冲突、意识形态角力等一系列非经济动因，而合成后的力量正加速改变全球传统贸易分工模式，并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角度出发建立新的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和能源供应链，结果是推高交易成本，降低要素流动速度，人为牺牲效率换取所谓“国家安全”。IMF历史数据显示，2019年之前的十年间，世界平均CPI年均变化位于3.6%水平，而基于最新预测，2022年世界平均CPI则攀升到9.5%，即便2024年或将降至4.1%，仍高于2010-2019年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2022年3月俄乌冲突爆发，美联储也开启加息周期，但仍无法逆转CPI在2022年6月攀升至9.1%的历史高位，期冀以加息等货币政策工具解决通胀的方程式，似乎不是“暂时通胀”或“持久通胀”的判断错误，也不是0.5或0.75加息幅度的计算平衡，而是解题方法的食古不化和刻舟求剑。传统的应对通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左右互搏下已经效果大减，逆周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力被逆全球化的反作用力对冲，一边是经济增长乏力呼唤政策供给，一边是非经济因素加码加剧政策困局，通货膨胀高企和经济增长转弱的两难困局在非经济因素离场前不会显著改善，更不会彻底解决。而药方显然不能仅依靠加息，而是势必要回到全球分工的轨道上，从紧致耦合的供应链效率视角向兼顾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的新供应链体系跃迁，有增长的经济是解决其他矛盾和冲突的前提，而不应该是代价。

 

      变化之五，科技的作用已经超越技术阈限，成为经济发展的方向仪和驱动力。科技创新不再只是工具、催化剂或赋能者，其作用已经超越技术的边界，并通过系统化、集成化的方式使能几乎一切产业、形塑几乎一切人类活动。比如，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迭代发展，主要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在成本效益上逐渐可比，极大降低了能源绿色转型的不经济。据IRENA披露，全球光伏发电成本从2010年的0.381美元/KWH下降至2020年的0.057美元/KWH，新能源发电成本已经全面下降至化石能源发电的成本范围（0.051-0.179美元/KWH）之内。新能源与化石能源在成本端的一进一退，使得全球能源结构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在投入产出上可行，人与自然和谐的技术和产业支撑已成为现实。

 

      变化之六，制造业的重塑使得生产力的瓶颈不再显著，需求成为繁荣的前提性变量。凯恩斯曾在《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与供给相比，需求特别是有效需求是经济的源动力和主引擎，一定意义上是新经济更重要的变量。后工业化时代，生产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生产能力的系统性改善保证了供给的充足，无论是基础产品、初级产品，还是复杂产品、创新产品，产能不足逐步让位于产能过剩，即便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技术和产业的解决方案均能在一定时间内具备实际操作的条件。数字经济的智能化、工业互联网、5G以及3D打印等新技术更是极大提升了生产力，IoT（一切皆互联）广域、泛在、动态配置资源，在数字化的驱动下使生产效率不断挑战原有的纪录，而需求作为相对的慢变量其作用更为显著，需求不仅牵引供给，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定义供给。供给在效率、能力和质量上进阶难度在降低，而有效需求的焕发和创造反而成为难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必须同步推进，甚至基于需求的政策和措施的力度要更大。

 

      综上，这次真的不一样，但全球化的大方向并没有被逆转，全球化1.0是以增长为目标、以效率为特征的生产过程，那么全球化2.0一定会在生产和分配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中实现新的帕累托改进。

（网络编辑：guest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