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加强自身建设是任何执政党都必须考虑的首要关键命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不断从坚持思想建党到强调制度治党,再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使党在各种艰难复杂的斗争形式下始终保持健康的机体和强大的斗争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不仅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工作,而且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引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思想建党是内在的柔性约束,制度治党是外在的刚性规定,二者分别在党员内在理想信念、思维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引导与外在制度化建设实现有机结合,形成了新时代党建新格局。
关键字: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内在逻辑;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的党的建设要求,成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要求。但面对“四大考验”,如何有效不断坚持和加强党的建设和全面领导工作,习近平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的方法指导。因此,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高度肯定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价值。
实际上,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命题,后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进一步提出了制度建党的新要求。毛泽东认为,所谓思想建党就是要提高党员思想意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体党员,以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的教育,争取党员思想上入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同时,也积极借鉴国际先进政党建设经验,提出党的建设除了要加强党员思想教育外,还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进而达到“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的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规律性。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牢记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工作方法,并根据新时代党的历史任务,提出开展党员理想信念教育、正风肃纪等思想教育活动,提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补足精神之“钙”。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思想建党的同时,还高度重视制度治党工作开展,提出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建立健全党内制度的体系建设,用制度体制管党治党。不断把思想建党和制度贯彻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从严治党方略。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辉煌历史一再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政治优势。“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进程就会受到阻碍,也将很难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党要坚持从严治党,不断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有机结合中,探寻二者的协调推进机制,并以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升,进而使党更加强有力地全面引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各项工作。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并非是二者的简单结合,而是以党的建设全局为基础的涉及党建各方面的党的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系统性有机结合,也是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因而,从党的建设全局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和充分把握二者相结合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
一、思想建党的理论内涵与特性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首位,要求全党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为基础,坚定理想信念。因为,思想建党是党建的灵魂工程,不仅涉及党的性质、纲领及宗旨任务,更为关键的在于解决党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即理想信念问题。思想建党是培养党员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以理论认知的清醒,实现政治立场的坚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学习对象和信仰。
(一)思想建党是党员个体的自律性建设
“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 ,也是指导党员干部努力践行责任担当的直接主观体现。也因此,思想建党是对党员自律性建设的直接要求。伴随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经济利益诉求也逐渐渗透党员干部队伍。但外因依赖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党员干部能否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党宗旨要求,关键就在于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所以,思想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党员自我主观世界认知的提升,以政治立场牢靠,时刻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为主观世界塑造的基本立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建党是党建的核心,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使广大党员从思想和行动上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觉和对中国特色对社会主义的自信。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重要性,并将其喻之为广大党员的“精神之钙”,如果不能及时补充或严重缺失“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这将严重影响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思想建党是推进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建设,而理想信念建设则是思想建党的首要任务和主要方面。广大党员通过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共产共产主义道德实践,能够不断将党的理想想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成为具有远大理想和伟大抱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和实践者。
(二)思想建党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要素
搞好思想建设是加强党建的重要内因。实践证明坚守理想信念是政党强大的基本保证,由此才能克服各种困难险阻,抵御各种利益诱惑。因为,政党理念执行程度的关键还要落实到具体的党员个人,依赖于党员个体对于所在政党的价值理念认同和理想信念追求。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经历了革命年代、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等不同阶段,党员理想信念坚守和价值目标追求之间关乎党的实践成效,历史对此作了直接佐证。因此,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内在因素,只有做好党员思想教育工作,才能真正落实党的政策时效。
思想入党是对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的最基本要求,提升党员理想信念的表现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同时,不断提高党员道德修养。理想信念的动摇不仅关系党员个体,更关系着党员整体队伍建设的质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并就此确定了思想建党的重点,指出“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 ,具体而言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三)思想建党是柔性约束
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但党员个体对于领悟思想政治教育,认知外部客观世界,应用理论指导实践,抵御利益诱惑等的能力存在水平差异,进而也就使得思想建党效能的发挥受到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断发展着的,因而指导实践的理论和参与行为主体的思想认知也是不断变化着的,这就赋予了思想建党的柔性和灵活性特点。所以,就党员个体而言,思想建党效能的发挥受个体主观意识的影响较大,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就党员整体队伍建设而言,思想建党因个体发挥不均衡而整体效能发挥出现不均衡,缺乏党建质量的目标预期可评估性。因而,无论是对于党员个体,还是对于全体党员队伍建设而言,思想建党在从严治党效能发挥方面都存在不确定和无法预测的空间。
理论素养是内在的指导根本,理论上的先进是保持政党先进性的根本条件。中国共产党作为14亿中国人的执政党,年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只有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才可以切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发展的本领,抵御风险和化解矛盾,从而坚定“四个自信”与增强“四个意识”。
二、制度建党理论内涵与特性体现
内在自律性建设是思想建党的关键,但外在制度性约束机制建设也是从严治党的必要部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推进制度建设,形成长效、科学与合理的制度执行和监察惩处机制,是党的建设效力逐步前进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制度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党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制度治党主要从党内法规建设、党内制度执行、党内权力运行与监督等几个方面,并将形成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建设中。
(一)制度治党是党员个体的他律性建设
习近平强调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重点在于效用发挥上,要“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 ,只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化建设,才能有效发挥制度治党的实践作用发挥。同时,习近平强调:“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 ,因此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需要借助个体主观以外的他律性约束发挥作用机制建设。因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符合国家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党员行为和提升执政能力,使党的建设与国家法律建设完美对接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全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我们党的高度自觉,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制度治党的重点,成为增进党员个体他律性的必要基础。由此,党中央先后发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等,对新形势下党内制度建设作出了宏观布局与系统性安排。基于这些,制度治党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性成绩,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尤其是《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正式发布,成为十八大以来关于党内法规建设的里程碑式标志。为不断深化和促进党内法规制度化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已先后修订了七十多部党内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党章为核心,以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为重点的党内法规制度化体系,为制度治党开启了有法可依的新局面。将制度治党的规范化同法律建设纳入同等范畴,使得制度治党的他律性属性更为清晰。因此,为进一步增强制度治党的规范化和治理效能,习近平强调指出,“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
(二)制度建党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外在要素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 。制度治党,“制度”建构是前提和基础,没有完备的党内制度和法规,“治党”必定会流于口号而难于真正落实。然而,“现代,我们有法规制度不够健全、不够完善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法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这是因为制度的规范和落实除了依赖人的认同与自觉外,还需要外部强制力的有效约束,且需要对违反和破坏制度行为做出及时惩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内反腐斗争实践中,始终强调制度治党的强制性和根本性,对那些敢踩制度“红线”、敢闯制度“雷区”的党员干部绝不姑息,一经发现就立马坚决查处。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及舆论监督等各项涉及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进而形成内外兼具的防范监督机制,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组成。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也肯定和坚持了这一经验,在继续强调思想建党的同时,围绕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根本任务和党内政治生活实践要求,从顶层设计层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党内监督条例,不断“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 ,从而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这是因为当前政策执行不力和落实不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监督检查不足。因而用监督机制的强化,推进政策执行,更进一步说明了政策治党的外在因素属性。
(三)制度建党是刚性约束
制度建党的最大优势在于制度本身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带来刚性约束,能够最大力度地把党的价值标准和实践要求贯彻到每个党员思想行为之中。2014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首次将党内制度法规化纳入国家法制建设之中,进而使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具有了共同强制力属性。尽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但针对制度治党建设,全体党员面对党纪和国法问题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基本原则。法律作为全国社会成员遵从的基本行为准则的底线,党任何的组织和个体党员都不能逾越。而相对于党内法规纪律而言,二者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所以,遵守国家法律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又因为党赋予了党员个体的神圣使命,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先锋队,肩负着带领全体人民不断向前发展的艰巨使命。因此,党内法规纪律更应该高于法律要求水准,使其成为全体党员严格恪守的准则。同时以党章为根本,与各项党内配套法规建设共同形成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制度治党理念,决定了制度治党的外在刚性约束。尤其是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制度治党的鲜明体现就是将党的建设同法律法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习近平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高度明确指出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进而推动管党治党的宽松软的问题解决,使依法治国同制度治党形成一体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内制度法规化建设必须调严格遵照党章规定,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对于广大党员而言,“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 。因为,党内法规不仅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且具有比国家法律更为严格执行力度,“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 ,党内法规制度执行严于法的要求也进一步强调了制度治党的刚性约束。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结合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指导,强化全体党员理论素养和精神价值的内在引导,并从党的建设长期性出发,构建制度化体系。新时期,从严治党的切实推行,要求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辅相成,同向发力。思想建党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容与核心,制度治党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外在形式与承载。对此,早在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就曾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的建设要求,强调:“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互为相长。
思想建党作为我们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其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证明符合我们党的实际的治理手法,但社会现实的客观发展也迫切呼吁制度治党跟进的必要性。经过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因素成为诱发党员干部腐败和犯错误的主要因素。为此,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特别提到:“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 这些问题同样要引起党内高级干部的重视,因为党内极少数高级干部中出现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结党营私等政治阴谋活动会给党造成更大的政治风险。这些问题的突出和不断恶化,更进一步要求推进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协调统筹的现实必要性。
(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是自律与他律的结合
内在约束力的形成,如果没有外在约束力作保障则强大的思想力量不会自然凝聚。思想建党的指引功能,将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目标引领、价值观培育等思想教育活动,通过明确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形式使其内容和组织模式固定下来。同时对于思想建党履行不足和个人行为越轨等进行刚性约束,促使外在约束向内在自律转化。
“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思想建党的更注重党员的自律自觉性,这是治党之“软约束”,而制度治党则更强调对党员思想行为的制度规范,这是治党之“硬约束”,二者只有相互补充才能相得益彰。思想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把思想建党的内容要求教育传递给广大党员,使其思想行为更加符合党纪党规要求。但是,每个党员个体具有差异性,他们在认知水平、成长环境和价值观等方面参差不齐,导致全体党员很难保持思想水准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强化思想教育“软约束”的同时,通过制度化建设的“硬约束”将党的理念、经验和成果的不断固化和长期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而出台的一系列制度化举措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
(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是内因与外因的结合
制度治党更强调制度的科学规范,思想建设更侧重内容充实。2008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提高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 思想建党是党建的本源,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性质和方向,二者一内一外,实现了党建的内容与形式的丰富和统一。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 。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最终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而这里的“人”主要是指党员干部,他们的思想觉悟和认知水平直接决定了制度治党的最终效果,因此,仅靠党内制度完备,不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纯粹以党内制度建设无法有效发挥其功能。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是柔性与刚性的结合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特殊的革命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等导致党的制度建设发展并不完善,也并因此一直在致力于追求制度治党的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根据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原则,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党内制度条例,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改善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决定同时制定准则、修订条例,这是着眼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安排。” 思想建党是党员内在思想教育的结果,而制度治党的外在属性要求贯穿思想建党的全过程。因此,要真正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统一,必须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制度问题有机统一起来,并且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让理想想念坚定的党员干部去遵守和执行党的制度,
四、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结合的路径
加强党的建设并不是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简单叠加,而是“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找准结合点,做到“有的放矢”,形成二者的合力。
(一)在思想建党过程中明确制度治党的重要内容
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发展导向。制度是外在形式的反映,思想是党建理论基础和目标追求,也是制度治党的前提。制度治党的关键点在“执行”或“落实”,而思想建党是“执行”的内容或“落实”的对象,“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如果党员思想认识不到位,那么再好的制度也将难以落实到位。因此,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武装,把握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才能为制度治党奠定坚实的思想内核。思想上的认知是个体行动的先导。对于党的建设而言,党员干部的行动先导只有依赖思想上的信仰和价值观引导才能确保正确的实践方向。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治党就失去了思想保证,制度治党的实效也就难以落实。所以,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了方向指引。中国共产党伟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重视思想建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提升党员理论素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方向引导,确保制度治党方向的正确性。
然而,思想认识不到位也是当前我们党的建设存在的一大问题,“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 。由此导致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因人的因素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所以,扎实思想建党是做好制度治党的必要基础,要在思想上重视制度建党。然而,提升制度治党质量和保证党内制度法规的全面贯彻落实,首要问题就是要提高全体党员关于制度治党重要性、必要性及长期性等问题的认识,构建起党内制度法规的权威性。所以,制度治党的首要前提就在于思想建党工作的全面性、系统性推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制度治党的了解与认同,进而使制度性约束内化为党员干部行为自觉的准绳。而且党员队伍是不断更新和交替的,这也就意味着思想建党要常抓不懈,更要以制度化的规定来确保思想建党的稳定、持久和“不走样”。所以,从时间上讲,思想建党的动态性变化和长久性要求之间的矛盾,也决定着需要将思想建党的具体要求和经验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思想建党的内容庞大、覆盖面广,只有用制度化形式进行规范引导,才能确保思想建党内容与受众的合理匹配。
(二)在制度建党的过程中保障思想建党的切实落实
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因形式而不断发挥效用。2017年3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强调将“两学一做”作为“三会一课”的基本内容固定下来,并要求党章教育学习作为常态化形式固定下来。2017年10月24日,党的十九大修订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明确为党员思想建设的常态化制度。2017年6月底,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制度建党的重要性。十八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推进,如先后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文件备案规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等等。理想信念的坚定取决于思想理论的认知坚定。因此,提高思想建党效能,不能忽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新时代的思想建党离不开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信、真学、真用,使理想信念转化为自身实践的行为准则。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担当与使命,使为人民谋幸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鲜明展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自觉担当,首先应将自我革命推向深处,敢于正视问题,构建规范、科学的制度化体系。
思想建党需要依赖制度治党的巩固和凝练。思想建党着重解决党员理想信念、价值观立场及思维认识等问题,但由于人的主观思想认识是不稳定和难以把握的,对于党的建设长期发展存在负面隐患。而且,若过度依赖思想建设而缺乏制度化准绳为依据,则在党内矛盾问题处理中很容易走上上纲上线的极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验教训对此也给出了有力的历史佐证。同时,现代化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认知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因此依托外界客观的和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化条例界定党员行为准则,成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必要组成。党的制度建设就是将党的路线、理论、经验、政策及纲领等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反向作用于思想建党。而思想建党是通过教育、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形式提升党员的主观认知,但其却存在反复、不稳定等特点,容易被影响和干扰,这就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弥补思想建党稳定性、持续性等不足。
制度治党保证思想建党落实到位。为真正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保证思想建党从理论建构到具体实践效能评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党员个人的领悟能力、执行能力和自律能力,这就需要制度化的作为外在约束,对党员行为规范形成外在强制约束力以保证思想建党的时效性。同时,对于背离思想建党宗旨的行为或践行不到位现象,需要以党内法规和法律等加以惩戒,以制度权威性保证思想建党实效。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双向结合推进党的建设取得实效
思想建党不仅是共产党人理念信仰的展现,更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 。思想建党的根本就在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坚定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强调党员内在建设,以科学的理论为实践指导。如果“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 由此导致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监督者和制定者等党员个人也难以认真落实政策到位。由此,习近平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提出将理想信念的鉴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制度治党的执行主体是广大党员,其落实效应除制度本身约束力外,与党员个体自律性和自觉认同等直接相关。因此,提高党员自觉践行和遵守党内法规,更加需要依赖党员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党员自觉性。为此,习近平总书反复强调“要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在解决党员思想问题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制度治党的功效,即“要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制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 所以,制度治党的最终实现效果需要坚持以思想教育为先,通过教育引导提升党员个体的认知程度和政策执行的自觉度,形成自觉遵守制度的积极心态,进而“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但制度的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等特点也决定了党的建设离不开制度治党作保障,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以制度化机制保障思想建党的长期稳定有效。
(四)立足新时代,促进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双向结合的创新与发展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其中思想建党在于党建的全面性和内在性,制度治党是外在形式的承载,关键在严格执行,使思想建党的覆盖面和具体内容落实到位。思想建党涉及党员信念追求、价值追求和道德标准问题,制度治党是通过制度化约束,规范党内监督、条例和组织建设等不足之处。但不同时期,我们党的建设要求和领导事业重心不同,要求随着时间不断丰富和发展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思想内涵和形式举措。单纯以来思想建党或制度治党中某一形式,都难以有效应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时效要求。“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 当前世界经济整体下行趋势加强、信息多元化和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传播等都在加剧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压力,国外思潮和意识形态等借此时机渗透,媒体宣传等都在是否动摇我国一元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根本地位,进而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我国社会健康有序发展,除了积极争取国际和平发展的外在环境外,还要积极应对国内发展实际问题。
理想信念建设是党的建设终身命题,随着党员队伍的更新,思想建党的内容变化要求制度建党在形式上保持“与时俱进”。然而,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决定了思想建设的质量问题的关键性。如果思想建设不到位,就会有部分党员干部心存侥幸,钻制度的漏洞,进而做出危及党的事业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更加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想建党工作,提升党员理想信念和思想觉悟。“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注重思想建党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并取得党的事业的进步,是党的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的经验总结。2017年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制定新布局,强调要“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其中,“贯穿”二字充分指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足见新时代党的建设中,强化制度治党的重要意义。然而,思想建设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只有打造一支思想觉悟高、政治意识强的高素质党员队伍,才能充分保证党的其他方面建设能够有序开展。制度治党是以制度制定确保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等环节具体落实,如果思想认知缺乏,将容易导致政策制定、监督和制定的缺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 【】所以,要在思想建党过程中进行党员理想信念、党性道德、革命传统、警示教育、模范示范等全方位教育,进而为制度治党提供充分而扎实的思想基础。
(五)着重实践,促进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双结合工作落到实处
结合实际强化思想建党的制度化,十八大以来党着重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党中央先后颁布了诸如《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等多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文件,分别从党内组织、党的领导、党的自身建设、党的监督等四大领域指出了制度治党的主要构件内容。制度治党的工作落实,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及时跟进制度,使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在内容与外在形式上实现二者的统一,现有制度条例“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该修改完善的就修改完善,该废止的就废止,该制定新的就制定新的。” 通过“立改废释”的方式实现在党建实践中保持“与时俱进”。 截至十八届六中全会,党中央总共出台或修订党内法规五十部,已经超过现行党内法规的三分之一。同时“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 党的发展历史证明,凡是重大历史关键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总结出的新理论、新方法为指导,取得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任务,只有高度重视实践发展,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和党内法规制度化建设水平,实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结合,才能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稳步前进。
新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设进一步深入推进,各种文化、思潮及观念的渗透、交融,促使党员理想信念培育形势更加严峻,“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 习近平的这一强调,在明确加强思想建党重要性的同时,也明确了思想建党的根本立场。
结语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尽管实现的具体方式或方法不同,但二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即“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二者的相互配合,使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内、外结合,刚性约束与内在自觉的结合等优势互补,形成了强大的合理效应。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思想,开辟了一条依靠党规党法来治党建党的党建之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系统性、辩证性思维在党的建设实践中的完美呈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也是新时代背景下结合国内外实际而作出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提出了更进一步要求,要求不断提升全体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建设。而所有这些,关键还在于领导我党开展全面从严治党、领导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党的自身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发展,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党的党建工作,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党要实现团结和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党为引领者。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成为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两只重要抓手。毕竟,“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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